杨小凯主张，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并认为后发国家在模仿好先进国家的制度前，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
 
经济学界有一个“后发优势”理论，说的是后起国家在推动工业化方面的特殊有利条件，这一条件在先发国家是不存在的，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是来自于落后本身的优势。后发展是相对于先发展而言的，因而后发优势涉及的主要是时间纬度，至于国家之间在人口规模、资源禀赋、国土面积等方面的差别则不属于后发优势范畴，而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相关。
2002年，经济学家杨小凯做了一场演讲，题为《后发劣势——共和与自由》。他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很难。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这样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因此，他认为后发国家有“后发劣势”。
杨小凯主张，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并认为后发国家在模仿好先进国家的制度前，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此后，北大经济学教授林毅夫对这一观点做了反驳，在林毅夫看来，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实现英、美的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
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一书中，两位作者用15年的原创性研究，阐释了一个跟现代社会高度相关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他们看来，人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对经济成功或不成功至关重要。历史上大部分国家在大部分时期内，采取的是压榨性政治制度和压榨性经济制度，这种制度的下的国家必将失败。有的国家采取压榨性的政治制度，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在一段时期内经济可以高速发展，但从长期看，这样的国家如果没有将压榨性政治制度转变成包容性政治制度，那么，压榨性的政治制度将扭曲或摧毁包容性的经济制度，最后走向失败。
移植英国制度，澳大利亚成功的关键
苏州大学教授王宇博的《澳大利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书，让读者看到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创造的奇迹。
1770年，英国航海家库克船长登录澳大利亚后发现，这里的土著人还生活在原始社会。由于和欧亚非等地区完全隔绝，地广人稀的部落组织很少交流。澳大利亚动植物资源丰富，没有猛兽侵袭，是土著天然的狩猎和采集乐园。1787年1月22日，英王乔治三世在议会宣布，向“王国的不同地方”转送罪犯，以解决“监狱拥挤引起的种种不便”。5月13日，海军上校菲利普作为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第一任总督及驻地英军司令官，率领“第一舰队”离开普利茅斯港，驶向1.2万英里之外的澳大利亚。船队包括男犯568人，女犯191人（包括13个儿童），646名官兵和税收，以及43位军人的妻子和孩子，5位一声和20位英国官员。另外还包括马、牛、羊、猪等等。1788年1月18-20日，“第一舰队”抵达库克登陆的植物湾。

《澳大利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
英属新南威尔士流放犯殖民地的建立，标志着西方文明进入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从原始部落社会一步跨入近代文明社会。作为英国的“海外监狱”，英国的司法制度被照搬过来了。此后，澳大利亚由遵循以英国为主的西方社会发展模式开始，逐渐从“病态社会”转变为“健康社会”，进而在完成一系列社会形态转型后，作为独立的民族国家进入20世纪，并逐步跻身发达国家之列。
在王宇博看来，由“英国化”转变为“澳大利亚化”，主要源于英国的西方文明演进为一种适合澳大利亚社会的新文明，又由此孕育出了具有澳大利亚特色的“渐进改革发展模式”，并对世界现代化发展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表面上看，澳大利亚的社会发展是缓慢的，它的任何变化都需要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观察才能有所发现；但从实质上看，它的发展是迅速的，变革也是深刻的，它用20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许多国家用了更长的时间还未走完的路。
一群囚犯，仅用200多年就建立了一个现代国家，其中原因何在？在我看来，澳大利亚移植英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能够获得成功，很大一个原因在于，这里不存在一个阻碍变革的最高统治者和既得利益集团，也不存在历史悠久的专制传统。
以俄国为例，历史上有很长时间的专制，并且存在一个以权力为基础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俄国的现代化的旅途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其现代转型也更为曲折艰难。在追赶现代化的过程中，俄罗斯多次利用国家的力量，强力实施社会变革，然而，由于最关键的政治制度没有根本性变化，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只留下了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国从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此后两千多年一直是刘泽华先生所说的皇权专制主义，也是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才推翻了帝制。
崩于专制集权的奥斯曼帝国
需要说明的是，移植英国民主制度成功的国家，澳大利亚并非特例，亨廷顿《第三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拉里·戴蒙德《民主的精神》（群言出版社）显示，通过移植民主制度获得成功的国家还有很多。作为后发国家，如果可以吸收先发国家的发展经验，学习其最为核心的自由民主制度，以及相应的司法制度，国家更有可能成功。如果只学经济和工业，并发展科技，这样的国家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获得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力也可能增强，但不可能获得长期的成功——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尚无这样的经验。
奥斯曼帝国可谓前车之鉴。在奥斯曼帝国崩溃、分裂之前的几十年里，统治者在经济、教育、科技等各个方面做出了一系列改革并卓有成效。但是，他们渐渐明白，只学西方的科技不行，还必须学习英法等国的政治制度。阿卜杜·哈米德二世1876年8月才登基，12月就颁布宪法，1877年就召开议会。但是，由于他发现，建立议会，实行选举，就是要让议员们议政，参与和制定国策。同时，政府发挥独立行政职能，政府首脑就要行使国家行政权，这同时意味着，国家大事，不能由素丹一个人说了算。于是，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到第三年就解散了议会（总共召开了两届议会）。
此后，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推行独裁统治达30年之久，导致阶层固化，社会问题丛生。他实行亲德政策，允许德国人修建巴格达铁路。1908年7月，奥斯曼帝国爆发了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的武装革命，阿卜杜·哈米德二世被迫宣布恢复1876年宪法，再次召开议会。但是，此时为时已晚。1909年4月27日， 阿卜杜·哈米德二世被青年土耳其党人废黜。1909年4月27日，青年土耳其党人通过奥斯曼帝国国会废黜素丹，另立穆罕默德五世为素丹（1909～1918在位）。此后，青年土耳其党人开始执政，并实行专制和中央集权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斯曼帝国分裂成几十个国家。
可以想见，如果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以国家为重，顺应民众需求，在1878年继续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解散议会，奥斯曼帝国就极有可能建立起巩固的民主制度，免遭崩溃分裂的命运，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本人也会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伟人，而不是分裂的罪魁祸首。而澳大利亚的成功经验证明，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完全可以成功移植，最核心的问题在于，怎样克服掌权者和既得利益集团阻挠。此外，自由民主的实现，还需要一批身体力行的政治参与者，比如甘地式的圣雄。否则，即便民主的潮流浩浩荡荡，专制也可能“我自岿然不动”，继续荼毒国家的民众。

山东成远实业有限公司